上周，“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36种4175册永青文库捐赠汉籍悉数上展，其中包括中国版本25种、日本版本11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告诉记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向中国最大规模的汉籍捐赠。

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参观展览。孙乐琪摄

除日本永青文库所捐36部汉籍之外，此次展览还配合展出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众多珍稀古籍，其中善本多达13种15册，不少重量级展品都见证着一段中日书籍交流的历史。

《尚书正义》二十卷 孙乐琪摄

宋刻《尚书正义》曾失传百年

“俗话说：‘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说的是宋刻本的稀有。而面前的这部《尚书正义》正是这样一部珍贵的宋版古籍。”本次展览上，三个版本的宋刻《尚书正义》同时亮相典籍博物馆的展柜，令人叹为观止。

《尚书》是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汉代以来为《尚书》做注疏的学者层出不穷。唐贞观初年，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人奉敕撰《尚书》义训百余篇，太宗诏改为《正义》。而这部书对日本的影响十分深远，日本对《尚书》的注疏一直多有收藏和传抄、刊刻。日本学者加贺大幸就曾在《诗书古传跋》中说：“学者，学先王之道也。学先王之道不可不读《诗》、《书》。”

鲜为人知的是，这部《尚书正义》的宋刊本到了明代以后，在中国曾一度失传。但由于两宋时期中日之间发达的贸易往来，这部书很快就流传到了日本，后在日本存有两部。其中一部保存在日本最古老的综合大学——足利学校，另一部则曾流转到大阪私人藏书家手上。1844年，我国近代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杨守敬将这部私人藏家收藏的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重金买下，此后它入藏了国家图书馆，并在本次展览中亮相。

而足利学校所藏的《尚书正义》经历了南宋中期和元代的修补，长期没有进行过影印，因而不为人知。一直到1847年，日本熊本藩时习馆影刻了足利学校藏的宋本，这才使它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个影印本的宋刻《尚书正义》也出现在本次展览的展柜中。

与这两件重要展品并列的，是这部宋刻在日本昭和四年，即1929年的影印本，这也是本次日本永青文库捐赠的版本。这个影印版是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采用珂罗版的方式加以影印的，由当时日本专业制版的小林写真所精心制作，印制时选用上等纸墨，成品颇为精致。

宋刻《尚书正义》的三个版本并列亮相十分难得，林世田这样总结其意义：“中国一共有古籍20余万个品种、50余万个版本，不同的版本反应了不同的文化面貌，而每一次版本的刊行都是对中国文化的重大整理和传播，了解古籍版本的演变也是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

日本学者历时20年解读《左传》

“《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这部著作在初唐时期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影响曾经非常大。”为解释《左传》在日本的影响力，林世田举了一个例子：今年6月18日，日本大阪发生6.1级强地震，多间民宅被毁。在一座老屋被震落的浴室墙皮之下，露出了一段“神秘文字”。这件事引起了日本网友的热议，有人认为是符咒或经文。最终，有眼尖的网友发现，这其实出自《左传》。为什么墙里会露出《左传》呢？原来，这座老屋修建于日本江户时期，当时为了增强建筑结构的强度，将许多纸张加入了建筑材料，此处的纸张很可能是《左传》残页被混入了建筑材料。“虽然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寓意，但足见《左传》在当时的日本流传之广。”

日本人不仅在刊刻、收藏、传播《左传》，也在研究《左传》。本次上展的永青文库捐赠的《左氏会笺》三十卷正是日本学者对金泽文库古抄本《春秋经传集解》的注疏汇释之作。这部著作全文以汉文写就，日文做旁注。其作者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竹添光鸿，而其版本校勘工作基本由竹添光鸿的学生——日本著名版本学家岛田翰完成。“这个版本是1903年井井书屋铅印本，也是此书的初印之本。‘井井’是竹添光鸿的号，这部《左氏会笺》倾注了他20多年的心血，废寝忘食而成，也是他的毕生代表之作，日本凡是阅读和研究《春秋左氏传》的人无不参照此书。”

据林世田介绍，竹添光鸿曾随当时的日本公使森有礼出访清朝，与李鸿章、张之洞、阮元、俞樾等人交游。清末大学者俞樾曾为这部作品撰序，其中提到：“盖以其国金泽文库旧钞卷子本，参以石经及宋本而精刻之，”肯定了版本校勘的精良。

《论语集解》十卷 孙乐琪摄

三个版本的《论语》并列展出

展柜中，国家图书馆藏1816年市野光彦青归书屋刻本《论语集解》十卷和日本永青文库捐赠的清乾隆道光刻知不斋丛书本《论语义疏》十卷“合体”展出，同样讲述了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论语》传入日本后，多年来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宪法十七条》第一条第一句‘以和为贵’，就是日本采用儒家思想治国理政的一个明证。”林世田告诉记者，《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至唐时已有抄本传入日本。到了平安时代初期以前，何晏集解和黄侃义疏等8种《论语》文本均已传入日本。

南宋乾道、淳熙之后，《论语义疏》在中国亡佚，直至清乾隆年间才从日本传回中国，“可谓久佚重光。”《论语义疏》归国后，中国著名大藏书家鲍廷博和其子鲍士恭刊刻了知不足斋丛书版本的《论语义疏》，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这也是日本传回来的《论语义疏》第一次在中国刻印和流传。此后，永青文库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几次来到中国收集汉籍，永青文库旧藏的何晏集解、黄侃义疏、知不斋丛书刻本《论语义疏》正是当年带回日本的，这次捐赠回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体现出中日两国书籍之间的往还交流。

与这两个版本的《论语》同时展示的，还有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更早版本——唐代写本的残本《论语疏》。“唐代的写本、中国的刻本和日本的刻本，从这三个本子的对照可以看出《论语》版本的演变。”

《全像本朝古今烈女传》十卷 孙乐琪摄

中日《列女传》同台“竞美”

《列女传》是西汉刘向编著的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事迹的传记性史书，开创了人物故事型女训的先河。其实在日本也有多部效仿《列女传》创作的本土“列女传”。本次展出的黑泽弘忠编、前川文荣堂刻本《全像本朝古今列女传》十卷正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据介绍，《列女传》在唐代传入日本，被极少数贵族女性当做文学作品阅读。镰仓幕府成立后，日本进入武家统治时期，《列女传》中的故事开始被用于道德训诫。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为巩固社会秩序，倡导儒家忠孝思想，女训的典范之作刘向《列女传》受到广泛关注，不断刊刻出版。此后日本人仿照《列女传》体例，根据本国情况撰写了这部《本朝列女传》，对近世日本女性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全书在编纂体例上模仿刘向《列女传》，且采用汉字书写，在每篇传记之后仿照《列女传》体例附有一首四言八句的颂词。

而与之对应展出的，正是本次永青文库捐赠的我国清道光十三年钱塘汪氏刻本《列女传》。林世田介绍，这件藏品上钤有清代大藏书家严可均的藏书印，“严可均与这个版本《列女传》刊刻者王宪都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也是时常‘互通有无’的好友。至于该作是如何流传到日本的，还有待考证。”

“我国古代的文化传到日本，对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相应的，日本对传承、保护我国的文化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许多中国失传的典籍，由日本重归我国。”林世田指出，文化交流的重要影响是相互的，而本次展览最重要的就是从书籍、文化互通、交流的角度出发，体现出两国文脉相连、文化同源的特点，以达到古镜今鉴、续写友谊的目的。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孙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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