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唐宋八大家？很多人可能会嘴一撇，嗤笑一声：“谁不知道啊，小学三年级就学过，难道你以为我还不如小学生？不就是韩愈、柳宗元，三苏、王安石、欧阳修和曾巩吗？”

为什么大家会对唐宋八大家这么熟悉，随便找个人就可以如数家珍般地说出八大家的名字？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唐宋八大家这个称谓是怎么来的。

最早提出唐宋八大家的是明代的茅坤。茅坤(1512年-1601年)，湖州府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代散文家、藏书家。

从十五世纪末开始，文坛影响最大的是前后七子。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针对明初以来受程朱理学风气和台阁体创作倾向影响所形成的委靡不振的文学局面，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认为文章应该重视书法真实情感，而不是一味地说理。

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在继承了李梦阳的复古主张的基础上，更强调文章的法度和格调，提出:"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认为应该结合才思来谈格调。他还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而"法"落实到具体作品的辞采、句法、结构上都必须有一定的艺术法则。

前后七子的重辞轻理，强调格调法度的主张一扫明初文坛那种歌功颂德和道德说教的风气，使文坛气息一新，变得注重真情实感，重视民间艺术。

但是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也存在明显的弊端，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拟古实际上禁锢了他们的才华，如王世贞拟古乐府《上邪》中“上邪，与君相知，譬彼结发而盟，山摧海枯志不移”几句，显然套用汉乐府“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竭，……乃敢与君绝”的意蕴与句式。李攀龙的拟《陌上桑》，除个别字句更改外，几乎是照抄汉乐府《陌上桑》。其中原作“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他改成“来归但怨怒，且复坐斯须”，将原作中含“因为”意思的“坐”字理解为“坐下”的“坐”字。

针对前后七子的这种弊端，茅坤与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唐宋派"诸人，提倡学习唐宋古文，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强调文章必须阐发"六经"之旨，对韩愈、欧阳修和苏轼尤为推崇。

鉴于当时王世贞等人官居高位，人多势众，影响力太过巨大，而茅坤等唐宋派诸人沉沦下僚，根本无法和后七子抗衡。为了使自己的文学主张能够为更多的人接受，只能向古人借力。于是茅坤耗费无数时间和精力，选辑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家文章共 164卷，编为《唐宋八大家文钞》。

茅坤选文目的在于宣扬八人文章中得"六经"之精髓者，对韩愈尤为推崇。他评述文章艺术形式也不出八股文笔法范围，评点注释也有一些疏漏和错误，但此选本繁简适中，可作为初学者之门径，因此几百年来盛行不衰。"唐宋八大家"的说法从此流行。

由此可见，茅坤选人和选文的不是谁名气大，文章好，而是文章是否得“六经”之精髓。换句话说，就是文章是否合乎“道”。

唐宋派指出了前后七子的毛病，虽然因为根基太过纤弱，基本没有撼动前后七子的地位，但是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却从此广为流传，受到历代文人士子的推崇。

唐宋八大家受到历代普遍认可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八家当中，韩愈、柳宗元、三苏、王安石、欧阳修七人都是当时的文坛大佬，无论是名气声望令后人敬仰。

韩愈和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发起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继承了韩、柳二人的主张，八人的长期努力，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

八人留下了大量的优秀散文作品，如韩愈的《师说》、《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等；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童区寄传》、《种树郭橐驼传》等；欧阳修的《朋党论》、《醉翁亭记》、《六一诗话》等；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伤仲永》等；苏洵的《颜书四十韵》、《六国论》等；苏轼的《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苏辙的《新论》、《上皇帝书》、《黄州快哉亭记》等。

茅坤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时，最初的版本选韩愈352篇、柳宗元120篇、欧阳修286篇、苏洵60篇、苏轼251篇、苏辙172篇、曾巩87篇、王安石219篇，曾巩的文章数量倒数第二，仅仅比老苏多27篇。

其次，八家散文法度谨严，结构紧密而言之有物，代表着唐宋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而且易于学习，只要遵循其方法，读书人的文章往往就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

陆游《老学庵笔记》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可见苏轼的散文在南宋就有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唐宋八大家之后的读书人来说，只要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遵循他们写文章的方法，就可以让自己的文章达到较高的水平，更有甚者可以让自己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如此，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受到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推崇、追捧和普遍认可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封建统治阶级大力支持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推广。

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道才是文的唯一源泉,道盛则文盛。

道是什么？道是“六籍（六经）”的精髓，从韩愈、柳宗元起就有“文以明道”的说法，提倡文道合一，以道为主，道指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而防止动乱之道。

卢梭说过：只有将统治变为权利，将服从变为义务，人们才会自觉服从政治权威，政治权力才能得到国民的认同，从而政治秩序才能合法。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如此才能使人真正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达到社会的长期治理而稳定和谐。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对八大家的文章非常推崇，唐宋八大家在民间的普遍认可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韩愈、柳宗元强调“文以明道”，到王安石、欧阳修、三苏和曾巩，强调“文以贯道”，“文以载道”，这种儒家的治国之道，对各阶层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让国民自觉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并且将这种服从视作是一种义务，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统治阶级当然会大力支持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推广，或许这才是唐宋八大家几百年来蜚声中外的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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